自19世纪末，素描以其单色、朴素的形态，在中国这片东方沃土上深深扎根。它不仅成为艺术家们锤炼造型能力、研习解剖结构与空间表现力的不二法门，更在构思草稿、推演构图、斟酌画面关系等创作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。

　　日前，由中国国家画院、中央美术学院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联合主办的“中国百年素描——学术邀请展”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举办。展览聚焦我国艺术家在中西艺术交融中的探索成果，汇聚了李铁夫、徐悲鸿、齐白石、黄宾虹等150余位艺术家的330余件作品，通过回溯我国百年素描艺术的演变脉络，探讨素描在当代语境下的文化价值与创新可能。

观众驻足欣赏肖像素描作品。光明日报记者 田呢摄/光明图片

　　是造型手法，更是观察方式

　　1939年末，正在异国为抗战筹款的徐悲鸿，决意以画笔为武器，在文化阵地浴血奋战。他邀请身边的友人、学生乃至厨师作为模特入画，通过素描的形式，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精准的线条勾勒出人物的轮廓，捕捉他们的动态。随后在众多小稿的基础上拆解、组合，推演出人物的位置与姿态，再绘制出小幅素描创作稿，反复锤炼。素描，成为徐悲鸿彼时构建画面逻辑、塑造整体气势的核心手段。1940年末，融汇着人物形神与中国精神的巨幅水墨作品《愚公移山》完成。画面中开山者虬结的筋肉、撼动山岳的姿态、坚毅如铁的目光，营造出一种冲破画面的磅礴之势。

　　“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。”徐悲鸿点明了素描既是技艺起点，更是艺术精神最直接单纯的体现。

　　从李铁夫以写实技法为画家冯钢百塑形传神，到徐悲鸿以深耕素描创作出《愚公移山》，再到蒋兆和以毛笔速写铸就《流民图》的水墨悲歌，早期留洋游学的艺术家们以西方素描技法为根基，将解剖、透视与中国题材相结合，创作出众多具有本土叙事性的经典作品，扩展了中西方绘画的融合之路。

　　与这些有着留洋经历的艺术家不同，齐白石笔下的白衣大士虽寥寥几笔却仙风道骨；张大千以古拙墨线勾勒出禅意背后的庄严与神圣；黄宾虹以苍劲老辣之笔描绘溪山深处的空蒙景致；叶浅予将傣族花环舞表现得生动传神……有别于西方素描体系，众多国画大家以传统白描、墨稿的形式探索造型、构图的实践，展现出传统笔墨对结构、空间的独特表达，凸显了“以线塑形，以形写神”的东方美学。

　　“‘素描’虽为外来词，但其精神内核与‘绘事后素’中朴素、单纯的美学思想相通。”中国国家画院院长、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刘万鸣谈到，对美术创作者而言，素描是造型手法，更是观察方式，东西方素描技法因民族地域、文明脉络的差异而不同，但这并不影响审美精神的共识。刘万鸣强调，此次展览不以呈现技法为目的，旨在激发观者走进素描所呈现的精神世界。

　　在融合中开辟艺术新境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们在艺术实践中运用素描、融合素描、转化素描，在对素描的本土化重构中开辟了“中国素描”的艺术新境。

　　王式廓以百余幅炭笔肖像和实物考据，让素描《血衣》成为时代的碑铭；何家英在素描稿上反复打磨，终成《山地》中人物俯身一瞬的深远意境；唐勇力画了90余张素描稿，最终创作出中国画巨制《新中国的诞生》……素描始终是现实主义主题性创作的核心推手，贯穿于构思的生发、素材的捕捉、形象的锤炼、构图的推演乃至精神升华的全过程。

　　“素描教会我们的，是‘微妙’的艺术。在我的创作中，它始终是不可或缺的支撑。”擅长工笔人物画创作的何家英谈到，自己常常依赖素描去搜集素材、构思构图、绘制底稿。在处理画面关系时，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那微妙的明暗过渡、结构转折、虚实对比，往往决定了作品的高下。

　　高云以简洁的笔墨线条，展现着都市行者的行色匆匆；庞茂琨将大提琴家的演奏瞬间表现得充满诗意；何多苓的杂花写生于朦胧间极富层次变化……尽管尺幅不大，展厅中的一幅幅当代素描作品为时代立像，为民族铸魂，线条与光影间承载的是时代脉搏与民族美学，也映照出艺术家们对中西艺术融合的思索与汗水。

　　本次展览策展人、画家孙震生表示，素描被引入中国逾百年，其影响早已超越单纯的技法层面。它由朴素的单色线条训练，逐步内化为中国现代绘画，是现实主义主题性创作不可或缺的“骨骼”与“语法”。“素描不仅是支撑宏幅的坚实骨架，更是艺术家勘探现实、对话历史、熔铸精神的必由之路。”孙震生认为，素描强调观察、尊重现实、追求深刻的内在精神，与现实主义的核心价值一脉相承，其深远回响必将在未来的艺术长河中久久激荡。

       据《光明日报》